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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

2021-08-23 07:50:35 澎湃新闻

  求解共富|专访姚洋:共同富裕的首要问题是实现教育公平

  【编者按】

  8月17日(ri)召(zhao)开的(de)中央财经委(wei)员会第十次(ci)会议提出,在(zai)高(gao)质(zhi)量(liang)发展中促进共同(tong)富裕,构建初次(ci)分配(pei)(pei)、再(zai)分配(pei)(pei)、三次(ci)分配(pei)(pei)协调(diao)配(pei)(pei)套的(de)基础性制度安排(pai),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de)橄榄型分配(pei)(pei)结构。

  如(ru)何全面理解(jie)共同(tong)富裕?怎么答好(hao)促(cu)进共同(tong)富裕这道难题?澎(peng)湃新闻(wen)就此推出“求解(jie)共富”系列(lie)学者(zhe)专访。

  “共同富裕首要(yao)的(de)问题还是要(yao)先实现(xian)教育的(de)公平。”

  北(bei)京大学(xue)国(guo)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yao)洋在接(jie)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shi)表(biao)示(shi),收入分(fen)配只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一(yi)部分(fen)。

  姚洋表示,要实现(xian)橄榄型(xing)的(de)分配结构(gou),就需要有更多(duo)的(de)人成为(wei)中产(chan)阶层(ceng),而要更多(duo)的(de)人成为(wei)中产(chan)阶层(ceng)就需要提高(gao)教育(yu)水平(ping)。

  他建议,国家应该增加对(dui)收入最低的(de)50%家庭的(de)教育(yu)资源投入,提高农村地区和(he)城(cheng)市(shi)中较低收入家庭的(de)教育(yu)水平,同时也(ye)不(bu)要(yao)把中产阶层拉下来。

  在促进共同富裕的道路上(shang),姚洋表(biao)示(shi),企业的社会(hui)责任其实比捐款要(yao)重要(yao)得多。

  三次分配绝不是“劫富济贫”

  澎湃新闻:中央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怎么看三次分配扮演的角色?

  姚洋: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实际上是比较高的。(编者注:根据央行的调查统计,中国城镇居民净资产最低20%家庭的净资产仅占全部样本家庭净资产的2.3%,最高20%家庭的净资产占到64.5%。详见《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

  根据(ju)其他国(guo)家的(de)(de)情况(kuang),特别是(shi)(shi)美(mei)国(guo),三次分配(pei)是(shi)(shi)一(yi)个很重要(yao)的(de)(de)缩(suo)小收入差距的(de)(de)渠(qu)道(dao)。但也不能误解美(mei)国(guo)的(de)(de)情况(kuang),一(yi)提到(dao)美(mei)国(guo)就好像指的(de)(de)是(shi)(shi)只有富(fu)人在捐(juan)款,事(shi)实上美(mei)国(guo)的(de)(de)捐(juan)赠中(zhong)(zhong)主(zhu)要(yao)还是(shi)(shi)中(zhong)(zhong)产(chan)阶(jie)层,因为捐(juan)款的(de)(de)面广,数量也大。目前中(zhong)(zhong)国(guo)的(de)(de)慈善(shan)捐(juan)款主(zhu)体主(zhu)要(yao)还是(shi)(shi)企业(ye)家,普通(tong)老百(bai)姓比(bi)较(jiao)少,这(zhei)是(shi)(shi)中(zhong)(zhong)国(guo)和美(mei)国(guo)一(yi)个很大的(de)(de)差别。

  其实中国(guo)的富(fu)人(ren)捐得也很多。所(suo)以对(dui)于共同(tong)富(fu)裕和三次分配,不能看成是(shi)针(zhen)对(dui)富(fu)人(ren)的,而是(shi)应该设立一些机制(zhi)鼓励大家捐款(kuan),例(li)如成立信(xin)托基金就是(shi)一个的挺好的办法。

  澎湃新闻:税收政策调整会不会成为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主要手段?

  姚洋:有两种税是可以征的:房产税和资本利得税。第一,房产是纯消费的资产,对它进行征收,不会影响生产积极性,但对于征收的范围需要明确,要设定一个最低的面积,低于这个面积是不征收的,比如房产总面积低于90平米,或者人均30平米以下不予征收,大于这个范围的再征收。第二,中国现在还没有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不好的方面是它可能会打击个人投资的积极性,但若不征收,有些企业就会去炒资产,有了资本利得税,就可以进行调节。

  因此,引进这两个(ge)税,对于(yu)我们调(diao)节(jie)收入分配(pei)会有很大的好处。

  澎湃新闻:房地产税讨论了很多年,总是很难走出实质性的那一步,障碍在什么地方?

  姚洋: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拥有多套住房的老百姓。但我估计“十四五”期间房地产税会开征,这已经说了10年了。而且大家对房地产税必须征有了共识,只不过在操作层面上怎么去征收还有不同看法。

  房地产税从(cong)理论上(shang)讲是没有(you)问题的,征收的手段越(yue)来(lai)越(yue)强(qiang),执法的力(li)度越(yue)来(lai)越(yue)大(da),只要规定不上(shang)报就会被重罚(fa),我估计大(da)家(jia)都会去缴。

  首先要实现教育公平

  澎湃新闻:此次中央财经委会议是否也可以理解为是从顶层设计上,再次强调社会主义的初心?

  姚洋: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中国也应该是一个公平正义的中国。如果社会变成不公的、焦虑的,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初心。但怎么去实现公平正义,理想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要在机制层面落实。比如说教育,现行的教育制度一定程度上是在拉大差距。

  代(dai)(dai)(dai)际(ji)流动(dong)已经下降(jiang)太多了。上个世纪30年(nian)(nian)代(dai)(dai)(dai)到(dao)(dao)50年(nian)(nian)代(dai)(dai)(dai),代(dai)(dai)(dai)际(ji)流动(dong)是增加的(de)(de),从(cong)(cong)此之后(hou)从(cong)(cong)60年(nian)(nian)代(dai)(dai)(dai)出生的(de)(de)人开始,代(dai)(dai)(dai)际(ji)流动(dong)就下降(jiang)了。现在(zai)下一代(dai)(dai)(dai)与父(fu)母教育的(de)(de)相(xiang)关系数又达到(dao)(dao)了0.6。再(zai)具体(ti)来(lai)说(shuo),我上北(bei)(bei)大(da)的(de)(de)时候,有很(hen)多同(tong)学都来(lai)自(zi)农村和低收入家庭(ting)(ting),现在(zai)再(zai)到(dao)(dao)北(bei)(bei)大(da)看一看,很(hen)难再(zai)找到(dao)(dao)贫苦家庭(ting)(ting)出身的(de)(de)孩子(zi)。

  中国(guo)的教育资源配(pei)置是(shi)出了(le)比较大的问题。因此,不要(yao)(yao)(yao)一谈共(gong)同富(fu)裕就想到收(shou)入分(fen)配(pei),收(shou)入分(fen)配(pei)其(qi)实是(shi)很小(xiao)的一部(bu)分(fen),最(zui)重要(yao)(yao)(yao)还是(shi)要(yao)(yao)(yao)有实现共(gong)同富(fu)裕的机制。大家都明白教育太重要(yao)(yao)(yao)了(le),我们讲共(gong)同富(fu)裕首要(yao)(yao)(yao)的问题还是(shi)要(yao)(yao)(yao)先实现教育的公平。

  澎湃新闻:要实现教育公平,我们当前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姚洋:最大的障碍与我们的文化有关。比如,放任超级中学的做法,深层次上就与我们的文化心理有关。中国人从心底里就认可精英主义文化或是贤能主义。中国人心里头实际上没有多少共同体的概念,骨子里就相信只有自身的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比(bi)如(ru)我(wo)提出说,中国的教育(yu)出问题了,很多人(ren)就非常不赞同(tong)。他(ta)们认为(wei),只要努力聪明,就应该上北大清华(hua)。这种思想根(gen)深(shen)蒂固(gu)。所以(yi)我(wo)们现在提出来共(gong)同(tong)富裕(yu),在某种程度(du)上与(yu)我(wo)们中国人(ren)的传(chuan)统文化心理是不一致(zhi)的,推行下(xia)去(qu)有相(xiang)当的难度(du)。

  中(zhong)国人的(de)(de)这种(zhong)精英主(zhu)义传统(tong)当然有很(hen)多(duo)好处,比如(ru)奖(jiang)励(li)个人努(nu)力等(deng)。但是另一方面,要(yao)想把共(gong)同(tong)富裕和(he)社会公平的(de)(de)思想贯彻(che)下去,国家应该投入资源,在制度上尽量(liang)去实(shi)现教育(yu)的(de)(de)公平,同(tong)时不要(yao)去动中(zhong)产阶层的(de)(de)奶(nai)酪。

  我估计中(zhong)(zhong)国至少(shao)50%的家(jia)庭没(mei)有参与到中(zhong)(zhong)产阶层的教(jiao)(jiao)育(yu)(yu)竞(jing)争游戏,他们没(mei)多少(shao)钱去补习,反正最(zui)后(hou)孩子(zi)能上一个普通(tong)的大学就行了。国家(jia)应该增加对(dui)收入(ru)(ru)最(zui)低的50%的家(jia)庭的教(jiao)(jiao)育(yu)(yu)资(zi)源投入(ru)(ru),提高农(nong)村地区和城市中(zhong)(zhong)较低收入(ru)(ru)家(jia)庭的教(jiao)(jiao)育(yu)(yu)水平(ping),而(er)不是要把中(zhong)(zhong)产阶层拉(la)下来。

  澎湃新闻:关于扩大中产阶层群体的比重,这次会议还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要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相应应该有哪些实际举措?

  姚洋:实现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成为中产阶层。过去有很多“草莽英雄”,如今这个时代过去了,不提高教育水平,成为中产阶层的概率是极低的。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第一要务就是把教育先搞好,这是最重要的。准确地说,教育公平是第一位的。

  效率优先的观念要转变

  澎湃新闻:此次会议提出“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怎么理解?

  姚洋: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效率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比如说征收房产税的问题,很多人反对征收房产税,他们认为这是对财产所有权的剥夺。这种非常极端的观点很有意思,在中国很流行,其实在任何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论点了,包括在美国。

  在很(hen)长一段(duan)时间中,我们都认为效(xiao)率(lv)是第一位的(de),公平(ping)只(zhi)是兼顾(gu),而不是二者(zhe)携手并进。在这(zhei)个(ge)(ge)层面上说,目前确实是一个(ge)(ge)很(hen)大的(de)转(zhuan)变(bian)。这(zhei)也意味着,要让大家接受这(zhei)种观念(nian)的(de)转(zhuan)变(bian),还需(xu)要做很(hen)多的(de)工作。不仅是社会(hui)大众,包括(kuo)官(guan)员都需(xu)要转(zhuan)换观念(nian)。

  澎湃新闻:在新的阶段中,企业家精神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姚洋:即便是在美国,他们的企业家精神就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企业要关注它们的利益相关者,过去的企业只对投资者负责,对股东负责,但现在,特别是对那些大企业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应该顾及到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换言之,企业与社会应该是一个共生体。对于企业来说,要支持推动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而不仅仅是捐钱“买平安”。若是成了这样,也是一个不好的取向,好像是政府逼着去做的,政府不逼,企业就不会捐款的。企业为什么不能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呢?

  企(qi)业家是我们社(she)(she)会(hui)(hui)财富(fu)的(de)创造(zao)者,推动(dong)着社(she)(she)会(hui)(hui)的(de)进(jin)步。但(dan)企(qi)业家也(ye)要(yao)与(yu)时俱(ju)进(jin),思想观念不能还(hai)停(ting)留在上(shang)个时代,只(zhi)谋(mou)求(qiu)自(zi)身的(de)发展,把员(yuan)工(gong)只(zhi)当作(zuo)是工(gong)具。企(qi)业是社(she)(she)会(hui)(hui)中的(de)一个单元,是不能独立于社(she)(she)会(hui)(hui)而存在的(de)。

  澎湃新闻: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企业家作为社会的引领者,他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姚洋:企业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的文化里,我们是非常崇拜企业家和个人财富的。中国文化就这样,只要是通过努力得来的,就是应得的。于是,企业做什么事情就会有引领的作用。

  特别是(shi)我们那些大的(de)平台企业,他(ta)们应该做出一些表(biao)率作用,应该从(cong)单一的(de)利润导向转向陈春(chun)花老师说的(de) “共生(sheng)”——把上下游企业和竞争对手都当作是(shi)一个共生(sheng)的(de)生(sheng)态来(lai)维护(hu),而不是(shi)就(jiu)想着自己的(de)那点事儿,否则很(hen)有可(ke)能会对社会产生(sheng)破(po)坏性(xing)。

  澎湃新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事件显示出我们的一些巨头的大发体育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这与企业家的个人素养不够有关系。部分中国企业家很成功,受到追捧,他们形成了自我强化,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也不需要读书了,以为学者的东西都是纸上谈兵,根本不值得一听。他们自认掌握了一切。但实际上,做好一个企业并不等于就明白了世间的万事万物。相比之下,读书比较多的企业家就不太一样,思想所处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

  企业的社会责任比捐款重要得多

  澎湃新闻:实现社会公平是共同富裕的内涵,企业又应该怎么做?

  姚洋:这是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去捐款,还不如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996”就是一个巨大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它把整个社会给拉低了,让我们每个人都紧张。企业与其拿出那么多钱来捐款,还不如不要搞“996”,让员工周末可以休息,给外卖骑手们都缴上社保,是不是更好?企业也不要再用算法和系统去算计那些骑手,他们跑得越来越快,骑手累,整个社会都累——骑手们横冲直撞,交规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存在,这对于整个社会氛围的恶化,不是仅仅靠捐赠就能换来。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比捐款要重要得多。

  澎湃新闻:你刚才提到,中国人从心底里认可精英主义文化,韩国的财阀经济似乎就是这种精英文化的一种体现。在东亚文化圈中,日本似乎不太一样。

  姚洋:日本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忠诚”在他们的血液当中,他们一旦进了企业,就忠于这个企业,也就有了共同体的意识,所以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平均的社会。比较有意思的是,日本这样一个平均主义社会,却并没有影响到它的企业家精神。他们的企业家中也出现了伟大的管理学家,他们的企业家也不要求多么高的财富,就是致力于创新。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家。

  因此,并不能(neng)说有了(le)共(gong)同体的(de)意识,实(shi)(shi)现共(gong)同富裕,会压制(zhi)企业家(jia)精神。当然,制(zhi)度(du)(du)仍然要鼓(gu)励企业家(jia)创新,只要制(zhi)度(du)(du)对(dui)了(le),跟文(wen)化的(de)关系可能(neng)就没有那么大(da)了(le)。否则,很多的(de)不好做法是我(wo)(wo)们(men)(men)文(wen)化决定(ding)(ding)的(de),在我(wo)(wo)们(men)(men)的(de)血(xue)液里头。最(zui)后,我(wo)(wo)一(yi)定(ding)(ding)还要强调,不要把共(gong)同富裕搞成一(yi)个运动。我(wo)(wo)们(men)(men)要扎扎实(shi)(shi)实(shi)(shi)地(di)做一(yi)些研究,然后在制(zhi)度(du)(du)层面来解决问题。

(编辑:董湘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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